电话接通，那端传来的声音清朗从容。
一天前，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葛剑雄还在上海高校的讲台上激情演讲——那堂“强国之路”大思政课上，台下多是18岁左右的大学生，台上是81岁的老教授。
此刻，他已从上海飞抵深圳的办公室。“习惯了，没问题！80岁可以是新起点！”这句话不是愿景，是日常。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发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10年过去，历史地理学这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道路上，焕发出不凡气象。从《中国历史地图集》跨越数十年的接力，到“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在世界舞台上亮出“中国标准”；从各分支学科理论体系的开疆拓土，到一代中青年学者的拔节生长，葛剑雄是亲历者，也是推动者。
“古老的优势，终炼成青春的锐气。”历史地理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探索之路，葛剑雄向记者深情道来。
十年笃行：以文化自信铸学科之魂
记者：葛教授，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10周年。您常说历史地理学“既古老又年轻”。回看这10年，这门学科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上，最大的突破是什么？
葛剑雄：
历史地理学的确“既古老又年轻”。说它古老，是因为“沿革地理”的传统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尚书·禹贡》《汉书·地理志》《水经注》，两千多年来一直有人在研究；说它年轻，是因为它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在我国真正发展起来不过几十年。
2016年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这10年，历史地理学的变化，正是沿着这一方向，把“古老”的优势发挥出来，把“年轻”的锐气修炼出来。
10年里，中国历史地理学人把以往的研究成果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可以教、可以传、可以与国际对话的“中国学派”。周振鹤教授的历史政治地理和历代行政区划研究，吴松弟教授主编的历史经济地理系列专著，李孝聪教授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韩茂莉教授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安介生教授的中国历史民族地理，还有已故满志敏教授的历史气候变迁研究——各分支的理论体系基础从无到有，从零散到系统，成果丰硕。
10年里，中国历史地理的成果越来越被世界看见。《中国人口发展史》已出版英文版、日文版，即将出版法文版、德文版。《中国移民史》七卷中有五卷、《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史念海《中国的运河》已列入外译工程。以前我们的东西出不去，书架上摆的是别人研究我们的书；现在不仅是出去了，而且是被邀请出去的。国外的出版社主动找来，要翻译、要出版，最近韩国学者和出版社正接洽翻译出版《中国移民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期望的，我们正在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一批精心耕耘的学人扎扎实实做了10年的事。
2000年，我在昆明召开的历史地理年会上说过一句话：“如果我们的研究永远只适用于中国，那跟世界就没有可比性，也谈不上世界水平。”这话在当时引起不少讨论。这些年来，历史地理学界一直在朝着推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框架、贡献“中国标准”的目标不懈努力。
记者：说到“中国标准”，这些年历史地理学界还有哪些标志性成果，真正做到了“让世界参考我们的”？
葛剑雄：
这个问题，要从一场持续40余年的学术接力谈起。
1982年12月，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这一宏大工程，在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主持下启动。先生呕心沥血，却在1992年8月与世长辞。弥留之际，我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您放心，我们一定把它编出来！”
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出版。2018年起，我担任第二册、第三册的执行主编。到2025年底，第二册图稿已基本完成编辑和初步设计，进入最终设计和制印阶段；第三册编稿已基本完成。如今，第一届编委会的全部成员，除了我以外已全部离世。我不忘学术前辈们的遗愿，把这项跨世纪项目从“未完待续”推进到“即将面世”。我相信，这部巨著将不仅是中国历史地图集的高峰，也是世界同类之最。
编图之外，我们也从未停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指引我们从现实回溯历史、从静态向动态、由文献向数字化开拓。CHGIS——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问世及不断完善，正是其成果。
我们原来的历史地图集是静态的，每个朝代选一个标准年代，画一幅图。而现在只要有相应的数据，CHGIS就能自动生成任何一个时间、空间的地图。作为一个信息平台，它可以承载中国历史时期任何具有时间、空间因素的信息。
攻关路上，难题重重。现有的地名编码只能对应今天的地名，系统要求“一地一码”，但根据历史上不同的时间、位置、辖境、治所、隶属，一个地名往往需要一二十个甚至几十个码。当时我们的合作方、一位澳大利亚教授曾建议由他来研究解决，但在听明白要求后就知难而退。最后，还是满志敏教授主持研制了新的编码系统。对于历史文献的大量模糊信息，我们也制定了标准化处理办法。这两项成果使CHGIS的设想成为现实，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这10年的大变化，也是一种心态的变化，它贯穿了我们对习近平总书记“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殷殷嘱托的追寻过程。以前同仁们觉得自己是“小学科”，跟在别人后面；现在我们知道自己手里握着独一无二的家底，有底气跟世界平等对话。古老的优势，终于萌发青春的锐气。
走向未来：历史目光如何照进现实
记者：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是“过去”，那它如何回应气候变化这类关乎人类未来的重大问题？
葛剑雄：
很多人觉得研究历史就是向后看，但恰恰相反，历史地理研究的是过去，却能回答未来的问题。
气候变化就是典型的例子。现在各国都在担心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但科学家的预测莫衷一是。为什么？因为人类用现代科学仪器观测气候的时间太短了，最长不过200年，全球能积累这么长年代资料的观测点只有50个，其中90%集中在西欧。这意味着，科学家只能用不到200年并局限于很小范围的数据，去寻找判断整个地球上千年的规律，这是非常困难的。
中国历史地理学在这方面能做什么？我们依托几千年的文献记录，可以填补这个巨大的空白。现存的甲骨文里有不少有关气候的间接记录，如在王都殷——今天的河南安阳一带有成群野象活动，甲骨文中尚未发现“冰”字。结合其他证据，可以肯定公元前16世纪到11世纪的商代，黄河以北地区的冬季气温比今天上海一带还要高。
历史文献资料研究的结果证明：从上一世纪开始的气温变化，无论是变暖还是变冷，都还没有超出历史上的极限。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重视气候变化，而是说我们不必过于紧张、过于悲观。在关注人类活动对气候影响的同时，应加强地球内在规律的研究，全面揭示气候变化的根源。认识到这一点，需要长时段的眼光，而中国历史地理学恰恰能提供这种眼光。
我们曾发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所有研究人员，从中国古籍中收集了两万多条材料，用于联合国气候变化研究子项目，用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为全球气候模型提供长时段参数，而这些资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这便是中国学者对全人类的贡献。
让世界知道“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在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议题上，历史地理学正在践行使命。
记者：您提到，中国历史地理学能为全球气候模型提供3000年的数据。这种底气从何而来？换句话说，中国历史地理学为世界发展作出贡献的独特优势是什么？
葛剑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我们的底气，正是来自这种植根于悠久文明的文化自信。具体而言，来自四个方面：
我们有悠久的、从未中断的历史记载。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历史早已断绝，当年的主人或迁离、或灭绝。而中国从夏朝开始，历史一直没有中断。这为我们提供了全世界最长的、延续的历史资料。
我们有辽阔的疆域和多样的地理环境。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平方公里。历史上中国范围内拥有多种自然地理环境，跨越寒带、温带、热带，地形地貌复杂多样，这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课题。
我们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文献资源。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已完全能解读。从秦始皇统一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构造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保存至今的文字记载，无论是数量、内容还是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这样的历史文献资源，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我们有深厚的沿革地理传统。从《汉书·地理志》开始，几乎每一部正史都有地理志，记录疆域、政区、山川的变迁。这个传统，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考证方法和研究经验。我们不是从零开始，而是站在丰厚的学术积累上做研究。
这便是我们的底气。正是因为有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才能做别人做不了的研究，才能为现实发展提供别人提供不了的历史镜鉴。黄河治理便是一例。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教授论证黄河安流的关键是中游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做好水土保持，提出在中游地区农牧林结合，合理开发、综合治理。这不符合当时“大办农业、以粮为纲”的方针。但改革开放以来，黄河中游的治理就是遵循这样的规律，已经取得显著成效。谭先生的判断，靠的就是长时段的历史眼光。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历史地理学正是在“通古今之变”中为时代提供参考。这些年，我通过对历史环境变迁、文化传播、人口迁移等方面的研究和大量实地考察，提出“研究要全面，保护第一位，传承要保证，推广有选择”的原则。这个判断符合今天的发展需要，这也来自对历史规律的深入研究。
所以，历史地理学者的底气，说到底就是：我们手里握着独一无二的家底。我们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能力为现实决策、长远发展提供科学支撑，有能力把这份“历史的深邃眼光”传递给全世界的人，传递给今天和未来的人。
薪火相传：学术根基如何枝繁叶茂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强调“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在您看来，历史地理学这10年在学科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上，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探索？
葛剑雄：
历史地理学在中国，既有传统学科的积淀，又有新兴学科的朝气，还天然具有学科交叉的特性——它既属于地理学，又离不开历史学；既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原理，又需要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更离不开人文学科的指引。这种跨学科的特质，为我们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带来了独特优势。
多年来，我们在学科体系建设上不断深入：一是把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一个个建起来，让历史地理学由“点”及“面”至“立体”地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的各个分支，如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农业地理、历史地图、历史地理文献等，都有专门的学者在深耕、在探索，有的已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框架，推出高质量的专著。二是让传统研究焕发新生机。历史地理学中有些分支，比如历史气候变迁、历史环境演变，过去依赖单一文献考证，研究手段有限。这些年，我们与相关的自然科学专业深度合作，用现代科学技术反哺传统研究，让老学问有了新方法，让冷门学科有了新活力。
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归根结底靠人才。如今，历史地理学的人才培养体系越来越成熟，形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完整培养链条，既有传统文献功底的训练，也有现代研究方法的培养。1978年我考研究生时，连历史地理论著都没读过，但老师看重我“头脑清楚”，破格收了我这个还不知道“历史地理”为何物的高中毕业生。所以我带学生也秉持“不拘一格”的原则，哪怕学生某科成绩暂时不理想，哪怕本科不是历史地理相关专业，只要他有扎实的学术功底、独立的思考能力、坐冷板凳的定力、投身学术的强烈意愿，我都愿意给他机会。
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能给历史地理学带来新的视角，历史地理学这个大家庭，也呼唤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一起做研究。我招的博士生中既有出自中文系、政教系的，也有电子工程、经济管理专业的，他们往往能做出意想不到的成果。我们培养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他们既有扎实的学术根基，又有跨学科视野，正在成为各个分支的学术带头人，在各自领域发热发光。
记者：站在新的起点上，您对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葛剑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我希望未来历史地理学能做好三件事。
第一，继续打通学科壁垒。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是“人地关系”，天然地站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交汇点上。这些年我们做了一些跨学科的尝试，比如研制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与气象学合作研究历史气候，与经济学合作研究历史人口地理，但还远远不够。我希望未来能进一步打通学科之间的隔阂，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真正向纵深推进，形成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跨学科研究范式。
第二，继续走向广阔舞台。这些年，历史地理学在CHGIS等重大项目上已经做到了世界领先，但整体的国际影响力还有待提升。什么叫“世界水平”？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而是我们的理论、方法既适合中国，也适合世界其他国家，具有普遍适用性；我们的成果跟国外的成果是可比的、可深入对话的。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历史地理学者练就学贯中西的功底，掌握中西共需的方法，贡献“中国标准”“中国智慧”，让中国学问更多地惠及全人类。同时，学术的舞台不只在象牙塔里。如今我这个耄耋之年的人，还在新媒体上讲科普、当“博主”，在中国音数协游戏专委会做顾问。知识的力量能惠及更广阔的世界、影响更广泛的人群，这也是学术的社会责任。
第三，继续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人才培养的目标应与时俱进：既要让年轻学者掌握新技术，更要让他们守住人文的根本；既要放眼世界，更要扎根中国。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要让年轻学人秉持一个原则——人文引领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一个强大的工具，但它不能取代人的思考、人的信仰、人的奋斗。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是时间和空间中的“人”和人类活动，而“人”是有思想、有情感、有创造力的。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我今年81岁了，还时常想起谭其骧先生当年激励大家的话：“在历史地理方面我应该超过钱大昕、王国维，而你们应该超过我，否则学术如何进步！”我们这代学人，正是在这种“努力超过前人”的学术精神传承中，在孜孜不倦的努力中，把学科体系框架搭建起来的。现在，我也把这句话传给年青一代：历史地理学的未来在你们手上，你们要做得比我们更好。
学无止境老牌股票配资平台，追求真理的道路没有终点。我原来的人生计划是正常工作到80岁、轻松工作到85岁。第一个目标已经完满达到。现在看来，第二个目标恐怕要调整为正常工作到85岁或更久。如果这个目标能实现，一定还会有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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