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强乡村产业带头人和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这一部署对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提出新的明确要求。
高校是教育、科技、人才的交汇点，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部分高校在人才培养定位、课程内容体系与育人模式方面，还难以完全契合当前乡村振兴建设对复合型、在地化人才的发展需求，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与适配性仍有提升空间。因此，需要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变革，构建能够提升文化价值认同、重构知识生产场景、深化校地协同的培养方式。对此，笔者有几点思考。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离不开乡村文化滋养与价值认同的凝聚。有的高校在服务乡村振兴中，易囿于城乡二元认知的固有框架，倾向将乡村视作有待外部赋能与发展提升的客体，进行单向度的“知识输出”。深化校地协同要求重构主体关系，推动合作由单向输出到相融共生。
高校要更加自觉融入地方文化建设，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通过学术研究及理论阐释，助力乡土文化实现其现代性的话语转换与价值重估，使之成为可传承、可创新的特色文化财富。把人才培养放到真实鲜活的地域文化之中，让青年学生走近乡土、读懂乡土、认同乡土、传承乡土，在感受地方文化和乡村发展变迁的过程中树立文化自觉，进一步激发和调动其扎根基层、服务乡村的责任意识。可以说，校地协同育人不是简单的外部人才输送与短期智力帮扶，而是逐步转向深耕本土、双向赋能的长效协同发展模式。
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对乡村振兴人才素质的要求是全面的，跨学科知识整合能力、解决真问题的实践能力与系统思维等不可或缺。从一定意义上说，深化校地协同是“编织”一个深度嵌入乡村肌理的开放式乡村振兴大课堂。
在这方面，高校应深刻把握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和办学属地特点，根据地方产业优化学科专业、聚焦科研方向，提升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能力和水平。打破传统封闭课堂，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把论文写在村庄田舍，深入调研，在服务乡村振兴中解民生、治学问，实现育人场域从“静态孤点”到“动态网络”、从“简化模拟”到“真实生态”的拓展。组织学生通过专业实践、志愿服务、“三下乡”等走进乡村，调研乡村振兴案例，参与乡村规划设计和文化传承，让学生成为乡村振兴的真正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在实践中读懂乡村振兴“国之大者”。师资方面，高校与地方可以互聘互派，高校专家教授到地方任乡村顾问，乡村干部、地方技术骨干、致富带头人可走进高校课堂，担任行业导师；地方可以为高校提供实习、实训基地与岗位，双方联合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乡村振兴人才。
校地协同，依托产业提升人才实践能力。校地合作若仅停留在短期、工具性的合作层面，则易流于表面，难以形成持续深化的协同效应。为此，高校应主动加强与地方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形成“政企出题、高校解题”机制，定期发布需求榜单，鼓励高校科研团队揭榜攻关，遴选优质项目给予孵化支持，形成“人才成长—项目培育—产业振兴”的良性循环。切实将高校科研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与地方联合成立现代产业学院、重点实验室、产业孵化园，共建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
依托“文化特派员”“科技特派员”等桥梁纽带，校地双方从以往临时化、碎片化的项目合作模式，逐步成为利益相融的“发展伙伴”或“价值共同体”，形成长效合作格局。二者肩负育人与乡村振兴双重使命，他们既能敏锐洞察乡村发展现实诉求，又能依托专业学识完成学术成果的转化，成为融通高校智识资源与乡村振兴实践的关键纽带。他们将地方面临的文化传承困境、产业发展瓶颈转化为具有理论深度与教学价值的真问题、实课题。作为学术理论的研究者与在地实践者，他们带领学科团队，将理论知识、创新思维直接应用于“一村一艺”非遗传承、乡村产业振兴等具体场景，使知识生产的过程同步成为价值创造和社会服务的过程。这就意味着，高校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活动，不再是游离于地方发展之外的旁观者，而是深度嵌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有机生命体。
新时代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需要高校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与制度供给，依托校地协同，培养出大批既深谙乡土中国脉动又具备时代视野与前沿技能的青年才俊，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汇聚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与创新动能。
（作者：金波专业炒股配资，系湖州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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